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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biography﹝自傳﹞
走過一段曲折迂迴的路 原載於 2003 年 5/6 月《美育》雙月刊
每一次碰到別人問我為什麼拿了化學工程博士學位之後，卻在戲劇系教書，總是讓我覺得不知該怎麼回答，或許這就是人生吧！通常一個人很難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夠正確預知自己未來一定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不過如果能夠順著境遇的變遷，把握每一個能夠發揮自己長處的機會，抱著做什麼像什麼的心態，大概都會走出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來。 我從小唸書對於數學與科學就有很好的成績，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在年過半百時，竟然會在大學從事與藝術相關的教學研究工作，尤其是教藝術史與藝術欣賞這類的通識課程。仔細想想，過去五十年來，讓我從科學的領域轉入藝術的領域工作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家庭的教育、同學的切磋、老師的指導以及朋友的鼓勵，因此當我在科學領域遭遇工作困難的時候，能夠運用自己潛在的興趣，轉行到藝術領域從頭開始學習。 1973 年，我辭去系上助教工作之後，就在呂維明教授的推薦下，到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大學化工系跟隨鄭建炎教授從事海水淡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二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由於鄭教授在這時候轉到新墨西哥大學化工系任教，我也就因此跟著他到那裡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取得這個博士學位，自己需要在機械工場研發並製作許多實驗設備，研究海水冷凍後的結晶現象。由於這些研究是實務導向型的工作，因此我花了八年時間，才在 1983 年取得博士學位。不過由於從碩士到博士十年在機械工場所累積的木工、金工、焊工與電工經驗，讓我在往後轉行到劇場舞台設計工作時能夠駕輕就熟。 1980 年，新墨西哥大學所在的阿布奎基市的音樂劇劇團要演出「花鼓歌」，希望校內中國同學能夠提供與中國習俗相關的資料，為此我還特別寫信給當時的台南市長蘇南成請他幫忙，他真的就寄了一大堆資料給我。根據這些資料，我為這部戲畫了類似明華園演出的背景大幕，做了一條舞龍以及好幾個六角形宮燈。從此我就經常從實驗室翹班，在這個劇團裡當義工協助佈景製作，因此累積了不少作品。 1982 年，我提出博士論文，結果因為實驗結果與理論之間被口試委員認為誤差過大，而未能立即通過，需要做大幅度的修正。當時我心情非常低落，因為那個年代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學生出國留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離開家門之後就有非拿到博士學位才有臉回家的觀念。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如果拿不到工程方面的最高學位，換個跑道唸個藝術創作的最終學位－藝術碩士（MFA），也當算是對父母親做了交待了，更何況當時台灣的表演藝術界還沒有人擁有這個學位。所以我在 1981 年秋天請兩位美國導演為我寫介紹信，並帶了過去兩年的作品到芝加哥申請到了西北大學戲劇系的獎學金，所以從 1982 年，我又再花了五年時間才取得舞台設計的藝術碩士學位。在攻讀戲劇藝術期間，我除了校內演出製作外，還多次來回在伊利諾州與新墨西哥州之間，為阿布奎基歌劇院設計過七齣歌劇的舞台佈景。 或許是因為我是個屬於山羊座的人，很固執的想要完成化工博士學位向父母做個交代，因此在1982 年，我來到西北大學戲劇系唸書時，還要同時滿足新墨西哥大學口試委員的要求修改化工博士論文。這一年我經常在一天之內要研讀希臘與莎士比亞的劇本，又要思考與數值解析相關的等化工運算程式。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每天從住家走到學校的路上，我都刻意的用力一步一步踩著秋天的落葉以及冬天的積雪，用這樣的方式自我鼓勵，我認為人只要一步一步實實在在的走下去，一定可以走到他所想要到達的目的地。 化工博士論文最後總算在 1983 年夏天通過了。幫我打字的人是西北大學音樂學院的一位美國女孩，當我去謝謝她幫我打字並告訴她我得到博士學位了，她就問我說：「你要這個學位做什麼？」我當時回答她說：「我也不知道。」不過，等我學成回國之後，我根據這個博士學位在台灣的大學法之下，才能夠在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立刻從副教授的等級開始任教，而不必跟許多只取得藝術碩士學位的同儕們只能從講師開始任教，這點使我在劇場設計界有一段時間是唯一的副教授，甚至有機會得以專業的姿態幫忙一些同行們從講師升到副教授。這是化工博士學位對藝術界的貢獻，當初怎麼會想到呢？ 藝術與科技在我的求學過程不斷的相互交織。1989 年，交通大學成立了應用藝術工作室，我受邀參與其中的規劃工作。為了這項無酬勞的工作，我曾自費走訪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紐約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芝加哥藝術學院等大學的媒體藝術中心、設計學院和戲劇系。1990 年，我又自費到賓夕凡尼亞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專攻電腦繪圖。在一年研究結束之前夕，我完成了一個完全用電腦模擬米蘭昆德拉的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的舞台佈景及燈光設計，並且用虛擬演員在該虛擬舞台上走過舞台。這整個研究曾得到該研究所電腦繪圖實驗室的全力支持，最後剪接錄製成兩分半鐘的電腦動畫錄影。十四年前，要做電腦動畫是很昂貴的，尤其是有虛擬演員在舞臺上走動，更是多虧同實驗室來自各國的博士班同學協助才得以完成。那時候我已經四十二歲了，在長春藤名校跟二十幾歲的同學一起上課，是件很吃力的事情。 前面談到觸使我從科學轉入藝術領域工作的原因，包括了家庭的教育、同學的切磋、老師的指導以及朋友的鼓勵。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接受師範教育，學會油畫與書法，所以在我七歲的時候，他就要求我每天晚上一定要用舊報紙練習一個鐘頭的書法，然後才能睡覺。有時候我真的很不想寫，就故意先去睡覺，但我父親就會來搖醒我，不得偷懶，有時候母親看了不忍心，就會勸父親讓我繼續睡下去。父親這種嚴格教書法的方式，使我在往後畫畫的時候能夠知道如何運筆，這也是我在還沒有學舞台設計之前，就能夠在阿布奎基音樂劇劇團畫佈景的緣故。 從小學到高中，雖然學校一直都有美術課程以及書法比賽，但是一班那麼多學生，老師根本就不可能給予學生適當的指導，因此參加課外活動就變成另外一種學習藝術的管道。我在建國中學高中時候參加了美術社，當時的指導老師是張錦樹和鄭明進，這兩位老師都是教兒童美術的老師。他們用啟發兒童創作靈感的方式，教導我們這些高中學生，確實讓我們避免成為當時校內枯燥無味的美術課程的犧牲者。參加美術社的這些同學，不論數學理化的成績是否很好，有一些後來都進入設計藝術領域工作，像中原大學喻肇青教授就是我們當時在美術社的同學。 雖然我對畫畫有這麼一點興趣，但是從小學到高中我在數學、物理以及化學方面的成績一直很不錯，因此後來就選擇甲組考進台灣大學。大一的時候，我在土木系的微積分、物理與化學成績都是班上前三名，尤其化學成績更是第一名，那時候當科學家是很多學生的求學理想，因此我也跟大家一樣曾想過轉到化學系，而不是化工系。當時在土木系教國文的老師是林文月教授，她的外祖父就是撰寫「台灣通史」的連橫。林教授是一位很有親和力的老師，每次上課的時候，我注意她的風采勝過於她的講課內容，一年下來，不知不覺的我從她身上感受到台灣大學中文系裡頭所蘊藏的古典。接下來的暑假，我不知道什麼衝動，突然想學隸書，因為父親小時後只教我寫楷書，我就把這麼這種想法請教林老師。她似乎立刻胸有成竹，在第二天就帶我去見她的老師－臺靜農教授。臺教授是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也是國內書法名家。林老師帶著我到臺教授位於溫州街十八巷的住宅，經過一番介紹，知道我是工學院的學生之後，就非常高興在他的書桌上教我隸書的各種筆劃寫法。經過他的兩次指導之後，我就自己獨自繼續練習，再過一年我又到中文系選修「中國書法」，這門課是由莊嚴教授指導。莊教授當時是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一手「瘦金書」享譽藝術界。 林文月教授是影響我一生很多的老師，雖然她只教過我大一國文，但在此之後，我經常很率性的沒有事先預約就敲她家的門。她只要有空，都會讓我在她的書房跟她聊天，交談彼此的事情，包括她所專精的研究領域－六朝時代詩人謝靈運的作品。所以，當我只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她在撰寫「京都一年」、翻譯「源氏物語」的甘苦與心路歷程。在誠品書店，這些書現在都置放於屬於當代中國文學的書架上。 除了在中文系選課之外，我也到歷史系旁聽李霖燦教授的「中國美術史」，這門課需要兩年才能上完，是一門很叫座的課，在當時有很多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學生來旁聽，因此台大學生經常找不到位子，需要站著聽。李霖燦教授是當年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的處長，他在每兩年一輪的第一堂課都會說：「我開這堂課的目的是為台灣大學與故宮博物院之間搭建一座橋樑。」所以學生除了上課之外，還要到故宮博物院實地參觀並做筆記。由於這個緣故，我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故宮博物院一次。那時候，故宮博物院引進藉由碳十四半衰期偵測古銅器年代的技術，我因此想如果能到故宮博物院工作，就可以將所學的科學知識運用在藝術上了，不過這個想法在眾多客觀環境因素的限制之下，很快就雲消霧散了。 我在台灣大學四年求學期間，擔任過土木系與化工系的班代表，參與過六個社團的活動，其中包括台大美術社，因此經常為這些社團畫海報。那時候畫海報都是用廣告原料，為了吸引觀賞者還需要精心設計一番。畫完之後就要貼在三夾板上面，並且用透明塑膠布包起來，然後放置在椰林大道的椰子樹下。所以那時候每次走進台灣大學羅斯福路校門口之後，一路望去，我都能看到很多自己的「作品」。除了畫海報之外，台大美術社讓我留下許多美好的記憶。在當時的社長施信民，現在是台大化工系教授，經常帶著我們這些社員到各地寫生，鶯歌、樹林都曾留下我們的足跡。在大學四年下學期，我又參與台大畢業紀念冊的編輯工作。為了整體風格的統一，總編輯李振瀛決定打破慣例，而由編輯小組全權負責為當年全校六院三十五系做版面設計。編輯小組的成員來自不同的系所，畢業之後，除了李振瀛成立華康科技公司之外，還包括廣達電腦的林百里、中央大學中文系康來新教授、以及曾應政府邀請回國參與中華衛星計畫的旅美學人吳慧怩博士。 留學生在海外求學期間，總是會找時間聚在一起。我在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攻讀化工博士的時候，常常在實驗室伴著海水淡化系統直到深夜。我那時候有兩位朋友，其中一位是主修英國文學的香港留學生佘麗言，經常在接近半夜時打電話找我一起去喝咖啡聊天，我從她的談話中不知不覺的學到不少關於莎士比亞、喬叟、迪更生方面的知識。尤其在當時美國的公共電視每週都在播放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製作的莎士比亞專輯。我的英文聽力一向不好，她們就趁這個時候鼓勵我多看這個節目，然後在咖啡時間跟我討論。這些完全與工程無關的知識，竟然成為我日後攻讀戲劇所必備的能力，可謂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除了中國同學之外，我也有好多美國朋友，他們都是一群喜好藝術的人，每次我在當地做一些與藝術創作有關的事，他們都是我的啦啦隊。1980 年聖誕節次日，「花鼓歌」在新墨西哥大學一千五百人的劇院開始公演，我看到我畫的大佈景成為整個舞台的背景，加上許多觀眾的注視，立即有一種震撼力在內心中湧起，這份震撼力讓我一頭栽進戲劇的領域。同一個時期，蘭陵劇坊與雅音小集在台灣蓬勃發展。因此當天晚上離開劇場的時候，我感到十分難過，在一旁落淚，我覺得很孤單，台下的掌聲無法傳到遙遠的家，讓家人分享與了解。那天晚上，陪我去看戲的美國朋友琳達小姐就安慰我，並帶我去舞廳看人跳方塊舞藉此解悶，她說：「你今天做的事，總有一天會被人了解，也會得到更多的掌聲。」 1987 年，我學成回國，第一個工作是以國科會客座專家的身份參與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建館規劃工作。博物館建築與劇場建築在功能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我首次有機會將所學之劇場建築知識運用在國家建設之上。那時候，姚一葦教授也邀請我到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任教，教授舞台設計，並擔任技術指導。在戲劇系三年期間，我規劃了舞台佈景製作流程和製作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了舞台製作成本。 1995 年，我回到母校台灣大學戲劇研究所任教。第一天以教師的身分走在椰林大道上面百感交集，我在這裡唸書的時候是工學院的學生，二十二年之後，回來這裡卻成為文學院的教師。到台大教書作研究至今已有十年，我一直想要把結合藝術與科技的理念在戲劇系推展，因為戲劇是多媒體藝術的基礎，尤其是對於數位內容產業來說更是重要，但是很遺憾的，我必須承認我失敗了。 科學與藝術並不是兩條平行線，它們是可以相互溝通的。尤其在多媒體與數位內容產業時代，人文藝術理念和思想、戲劇原理和美學、傳播理論、以及媒體科技之間需要相互結合，同時轉化為具體的表演活動或傳播行動。所以，我認為藝術教育應該多多運用科技，除了能夠提升國人的人文素養之外，更能夠提升創造力與競爭力，如此藝術教育就會成為社會發展與國家建設的基礎教育。2004 年 2 月，我從台大被借調兩年到雲林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籌備並擔任於當年 8 月成立的多媒體設計系的系主任。這個系的成立目的是希望為我國未來數位內容產業培育一些能夠動手能夠熬夜的第一線製作人才。 離開台北，深深體會到台灣中部與南北比較有很大的城鄉落差。臺大的校友在事業有成之後，除了捐款給台大與交大蓋大樓之同時，也能捐一點設備給中部的技職院校，或許是可以思考的。我這篇文章寫到這裡，人在雲林，好像在為一齣計畫在虎尾科技大學上演的戲募款，當掌聲響起為多媒體設計的畢業生走出校門時鼓掌，你們將會感受到來自雲林社會基層深深的謝意與敬愛。 2006年 5 月修稿於台灣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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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回到台大戲劇系﹞
( Last Update: November 25, 2006 ) |